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七：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刊行纪念册，大概是所有校庆活动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了。一般说来，为校庆而编印的纪念册，其作者与读者，均限制在本校范围内。即使公开出版，流通也十分有限。不过，可别小看这些“内部读物”，其对所谓的“校史”、“校风”、“校格”的诠释，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鲜活，也更流传久远。一代代的北大人，在校庆到来之际，与自己的前辈或后辈在一起，交谈往事，畅想未来，建构各人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阐发其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这种场面，对于当事人来说，当然值得迷恋；可我想说的是，即便对于旁观者，同样也有难以抗拒的魅力。那便是跳出北大，以史家的眼光，审视北大人对于自家历史传统以及精神生活的述说，在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同时，把握它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

北大人将北大作为话题，这是个好主意；可我还想再进一步，探究北大人谈论北大时的语调、神态、手势，以及效果。《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一九○三)：大概是受科举时代“题名录”的影响，有关京师大学堂的纪念册，最早的当推此“同学录”。戊戌年间创办的大学堂，不到两年，便因庚子事变而风流云散，没有留下足以说明是否举行过校庆活动的任何资料。又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复办的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刚满一年，便有此“同学录”的刊行――称其为北大最早的“纪念册”，大概不会有疑义吧？以“同学录”为题，篇首“依其职掌之轻重以次胪列”从管学大臣到教习、执事的姓名爵里，以示敬意，此与科举时代的“题名录”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此后成为各种“纪念册”主体的校史略以及校庆感言，在此“同学录”中，则依靠文案副提调王仪通和谷钟秀的两则序言体现出来。

王序开篇即简要介绍大学堂的创办以及此回的恢复，虽寥寥两三百字，大致讲清了学校的历史。接下来便是“同学录”刊行之因缘：大学堂开学不久，因参加癸卯会试，不少学生先期乞假；到了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可见科举不停，“学堂永不见信于人，教育万无普及之望”，唯一的办法便是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同学录”

即应放洋学生的要求而刊刻。谷钟秀的《叙》于同学录的编辑经过，也有介绍：

北京大学开学之二季，同学二百有余人，管学大臣张选派出洋

游学者，三十余人。于其别也，率有离群索居之感。张君熔西、黄君润书等咸曰：此群不可一日解。因建议刊一同学录，并撮合影一，弁之卷首，各手一册，以志不忘。录既成，属序于予，予曰：形式之群，离合适然而已；惟精神之群，当与诸同学共勉之。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收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管学大臣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开列三十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和十六名“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学生名单。送学生出洋，所费甚巨，大学堂“力有不支”，何以如此“勉为筹划”？“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第一名俞同奎，学成归来后真的出任北大教授。

一九四八年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俞氏撰写了《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提及此次出洋留学的内幕。一九○三年的四、五月间，大学堂学生为拒俄而举行集会、发布通电，打破了明清两代不准生员议政干政的禁令，令清廷大为震惊。如何对付此等新兴的政治抗议，其时正十分虚弱的朝廷举棋不定，于是有学生要求提前出国深造：

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竭力促成这一件事。在那拉氏这一方面，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乐得耳根清净，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国。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那时的清廷，不知现代学生运动的厉害，以为送出国去便可万事大吉，殊不知学潮愈演愈烈，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着高棋。当然，以后的学生，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其政治抗议，换来的很可能是流血牺牲，而不是公派留洋。《国立北京大学甘周年纪念册》(一九一七)：摆脱科举时代“题名录”的阴影，真正开启北大“纪念册”传统的，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既然是二十周年校庆，很多人(包括北京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将此书的出版时间定为一九一八年。殊不知，这本北大历史上编撰最早、篇幅最大、体制最完整的纪念册，起先是“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而后才由学校追认的。为何不顾校方准备纪念二十五周年校庆的公告，临时发起此二十周年纪念？是年早些时候，上海南洋公学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北京高等师范也有九周年校庆的盛举，自认“夙著光荣历史”而至今“尚无纪念之事”的北大学生，终于坐不住了。不要说等不及甘五大庆，连虚岁、周岁之分也不管了，先斩后奏，就这样办起了二十周年庆典(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当然，校方最终还是给予大力支持的，比如，蔡校长便命秘书将学校档案借给编辑之一陈钟凡，使其得以完成校史性质的“沿革一览”

(陈钟凡《蔡孑民先生对于史学上的计划》)。除了“沿革一览”，此纪念册还包括“规程一览”、“集会一览”、“职员一览”、学生一览”等，前有校舍摄影及平面图，后有陈汉章的《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可以说应有尽有了。我感兴趣的，则是诸位学长对于校庆的感言。

接受陈汉章教授的考证成果，承认“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但蔡校长依然认定：现在的北京大学，只是二十岁之青年。将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西学东渐的象征，依此思路，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章士钊、陶履恭等在序言或演讲中，确立了有关北大校史的叙述基调。至于以英、法、德、美等国历史悠久之大学，作为北大的衡量标准及发展目标，也使得此后北大人谈论北大时，不会轻易满足于现状。如此首开记录，对日后校庆纪念的影响，很可能是一种“挑剔的目光”。《北大生活(写真集)》(一九二一)：大概因为并非逢五逢十，不属于“大庆之年”，这一回的校庆纪念册，方才得以如此别出心裁：以生活照片为主体，而将此前此后普遍看好的《北大的沿革和大事记》、《北大现在的组织》作为附录。封面题为《北大生活》，目录页则是《北大生活写真集》――后者无疑更能显示该书的特色。

以“写真集”的形式纪念北大校庆，此举的优势有三：一是以图片为主，赏心悦目；二是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今日之办展览、拍电视、编校史，可以漏过许多大同小异的高头讲章，却无法漠视这册薄薄的“写真集”；三是注重日常生活场景，相对忽视“大人”与“大事”。此举既缘于史观的变化，又因应了图像的特殊要求，编者将眼光集中在经久不衰的学校建筑以及普通学生的课余生活，确实大有见地。《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三)：北大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总共举行过两次。自一九一七年“抢跑”，随后的几年，北大均以“虚岁”计龄。如此计算，不合民国历法改革精神，调整的办法，便是一九二三年的重度廿五。此系校史上的笑话，不过，也使我们有两回纪念刊可供比较。前者不曾独立出版，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纪念号”。一九二二年的《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十二月十七日标明“二十五年之成立纪念号”外，此后几天，都有关于校庆活动的报道，并刊载了若干演说词。其中，当数蔡元培校长的演说最为有趣，因其委婉地表示了对此次活动的疑惑：

本校自从京师大学堂开办以来，到了昨日，恰恰满足二十四年，今天是二十五年的第一日。本来打算满了二十五年再来开个纪念会，表示我们庆祝的意思。……今天这个纪念会，是要想振起精神，在这一年内好好的预备一下，在明年开会时果然实现预定的计划，这是今天开纪念会的缘故。

开纪念会的本意，确实也只是为了“振起精神”。提前过甘五生日，就算计算有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纠正就是了――作为校长，宽厚的蔡元培参加了纪念会，但保留不同意见。

第二年的校庆纪念日，蔡元培不在国内，校务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纪念刊也以蒋先生的《北大之精神》打头。从十二月六日起，《北京大学日刊》每日登载纪念增刊的征文启事，希望师生提供纪念词、学术论著、对于学校将来的设想，以及学生的业绩等。这回的纪念刊，八开四十八版，单独印行两千份，在会场广为散发。

两回甘五生日的纪念会均参加，且都发表演讲的，一是总务长蒋梦麟，主调是在发扬自由研究传统的同时，“整饬纪律”；一是教务长胡适，大谈北大应该“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连带介绍其生日与北大偶合，故“比别人格外高兴”。二长的演讲，只能说是忠于职守，实在说不上精彩。倒是众多师生的积极参与，使得纪念刊颇有可看处。除了常见的关于北大的感言外，还有江绍原的论文《宗教史的研究》、冯至的诗《昆仑山飞来的青鸟――北大念五周年纪念而作》等。

“何谓北大传统？”此乃历年纪念册的永恒话题，这一回的众多阐释中，学生活动家、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朱务善撰写的《北大精神》，颇具特色，他将“北大精神”界定为公开研究与自由思想，本无特出之处；可朱氏由此推导出北大的两条大路：

一是思想革命兼文学革命；二是社会运动兼政治运动：“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置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不只思想，而且行动，如此方才是完整的“北大精神”。五四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介入现实政治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朱文还将北大的现状与欧洲和日本之大学做比较，而且颇具自信，哀叹日本的大学所受压制太强烈。那时的北洋军阀正忙着互相厮杀，对大学的“思想问题”，一时无暇顾及。再说，科举时代虽然过去，西学大潮扑面而来，读书人余尊尚在，在大学里谈谈马克思主义亦无大碍。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大学享有独立思考并批判现实的特权。以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为标志，军阀们终于大开杀戒，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明显的一点是，北大师生的“思想自由”，此后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九)：为何选择的是卅一而不是卅周年纪念刊？王国铨《我们为什么要举行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会》，对此有简要的解释：三十周年校庆时，北大师生正因反对大学区制、争取复校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武力压制，校庆活动很不像样：“去年的今日，二院大礼堂只聚了二百多同学，两个旧教授，门首高悬着一副白布对联，冷清清的举行了那告朔式的卅周年纪念。”一九三三年刊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对此有更为精彩的描述：“是年冬，我校三十周年纪念日，例应盛为庆祝。以方争求复校期中，仅于某夜有学生数十，提灯巡游景山东街、北河沿一带，呼口号以见志。朔风吼天，枯枝摇雪。灯光疏暗，呼声弗扬。虽云志庆，实写悲也。”终于，“公理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北大恢复了原来的校名和建制，卅一周年因而晋升为“大庆”，纪念刊也堂而皇之成了“大刊”。

其时已经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该刊作序，针对北大学生的特点，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这自是对北大学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委婉批评。一是“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老校长称，北大五四一役之光荣，“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如今大学林立，且首都南迁，“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不该“妄自尊大”。老校长所言有理，首都南迁，北大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扶持，办学规模及经费均不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可不在天子脚下，也有好处，尤其是老北大之推崇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明显背道而驰。若非远在北平，国府鞭长莫及，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较好地保持“北大之精神”。

代理校长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之大谈在学术上努力，方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正路，也是针对近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而《北京大学概况》对“校风之特点”，也转而强调较为玄虚的(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作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学生则不这么看，李辛之《北大之过去与现在》依然强调北大以养成领袖人材、领导新思潮运动，以及与旧势力抗争为目的。其中强烈的“领导意识”，与蔡元培的说法恰好相左。或许，北大人即便“自我压抑”，也无法掩盖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领袖群伦的潜在欲望。只是少不更事的学生，比起饱经沧桑的教授和校长来，更容易将此“气势”和“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