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二：校园里的“真精神”

开口闭口“我们北大”，而且擅长“闹学潮”，人们往往因此而推断，北大人有很强烈的“集体意识”。此说大谬不然。除了重大历史关头，可能有过“万众一心”的绝佳表现，平日里，北大人恰好以“不合群”为主要特征。

一九二五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不以为然，可也不以为忤：“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其实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

自从新文化运动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在我看来，有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的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与老校长蔡元培所标榜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虽无派，却并非一盘散沙，要不怎么闹得起学潮；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利。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几乎牢不可破。在许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乱，教授我行我素，学生自由散漫－－作为一所现代大学，北大实在缺乏必要的规章与纪律。时人多以北大与清华作比较，后者的整齐划一，井井有条，恰好与前者的长短随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趣的是，每到这个时候，北大人总要竭力为其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辩护。从四十年代谢兴尧攻击蒋梦麟校长之以“整齐划一”的清华精神改造北大（《红楼一角之二》），到八十年代张中行盛赞北大“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红楼点滴》），都是强调学生有独立判断及自我设计的能力。用张氏的话来说，别看北大人表面上吊儿郎当，“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空气”的感染，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约束更有效，实在不好说，关键在于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九四四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则谈论北大人的妙文，题为《“凶”、“松”、“空”三部曲》。单看题目，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进北大很难，在北大混文凭则很容易。这似乎是相当严厉的批评，没想到作者笔锋一转，大谈“北大之‘松’却成为了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对于许多人更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抗毒素”云云，实在有点勉强；至于“发挥天才”，则不无道理，尤其是当世人习惯于把清华与北大作为两种教育思想的代表时，更是如此：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故能出特殊人才。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较高。这两种教育风格的区别，早在三十年代便多有评说，可见并非五十年代院校调整的结果。

清华原先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立的，其教育思想明显打上美国的烙印。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学制；蔡元培长校，带进来了德国的大学理念。可我依稀感觉到，更适合于作为比较的，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北大人喜欢谈牛津，不见得真的对英国大学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欢正行时的美国式标准化教学。有两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语堂，对宣传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前者译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 Leacock）的《我所见的牛津》，后者则撰有《谈牛津》一文，进一步发挥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

学生们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除了点起烟斗熏陶天才一说，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笔下的牛津，活脱脱一个“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对这种自由闲散的大学教育情有独钟，林语堂的解释颇为在理：除了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代中国“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识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无论从历史渊源、办学方向，还是教授的知识背景、学生的来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资格谈论此话题。

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严”与学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这一点，不妨以偷听生的理直气壮和宿舍里的纵横分割为例。

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

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独立性，最为形象的说明，莫过于学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锦称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变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琐忆》）。如此叙述，还不够生动。千家驹的描写稍为详细些：“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戏剧性的，还属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住》。小房间里，“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大屋子呢，“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作者于是下了个大胆的判断：“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确实，从日常起居到课堂教学，北大人的“散漫”，与其说是出于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不如说是出于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天性。

正因为尊重个性，强调独立，沙滩或马神庙，多的是怪人与轶事。“狂妄”、“怪诞”与“不羁”，在其他大学或许会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则很可能得到无声的鼓励。在北大人眼中，有个性、有趣味、有教养，似乎远比有成就更值得羡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校园里代代相传的“老北大的故事”，与校方所修“正史”拉开了距离。比如，写校史不会给辜鸿铭多大篇幅，可要说北大人物，辜氏绝对不可缺少；钱玄同当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不会提及其只管传道授业解惑，而拒绝为学生阅卷。至于陈汉章不当教授当学生、朱谦之不要文凭要学问，诸如此类的奇人逸事，几乎每个北大人脱口都能说出一大串。

作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如果撰写中国教育史，谈论北大对于传统学术及书院的突破，后两者或许更有代表性。可要说“老北大的故事”，则基本上属于前者。

就学校总体实力而言，理工医农的发展极为重要，故每回校方组织的纪念册上，都会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以及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比如，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在“学术讲演概要”及“论文集目录”部分，排列顺序都是理、文、法、医、农、工。可到了校史陈列及名教授遗著展览，理科教授榜上有名的唯有兼及政治文化的丁文江，余者全是人文学者：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黄侃、吴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兼士、孟森、马廉、徐志摩。至于学生会主持的纪念册，更几乎是文学院的一统天下。

据曾任教物理系的李书华回忆，由于一批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毕业水准，比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B.Sc.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准为高，比美国得硕士（M.Sc.）学位的水准为低”。这对于创办不到三十年的北大来说，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笔书写。可即便如此，李书华依然称：“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为最多。”（《北大七年》）这只能说是一种误会：科学家与文学家的贡献，其实无法比较；所谓人才云云，也就很难说文科为多。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领尽风骚。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

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气质。陈诒先追忆后来归并入北大的译学馆同学时，有句妙语：“无一伟人”，但“皆能以气节自励”。这可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别有怀抱：与功业相比，人格更值得夸耀。以鉴赏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来品鉴人物，人文学者因其性格鲜明、才情外显，比较容易获得好评。柳存仁述及校园中常见的“话题”，多选择文科教授，除了北大人特有的傲气，更包含某种价值判断：

在这个俯拾即是“要人”，同学多半不“贱”的古城才学府里面，很少－－我甚至于想说没有－－人会引以为荣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荣”的或“伟人”的史迹。……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则，刘师培，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逸闻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多。（《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不向当红的胡适之、顾颉则点头鞠躬，只谈论已经病逝或者退出学界者，这种不成文的规矩，目的是维护校园里的平等与自尊。拒绝当面捧场，而将过去时代的教授，作为传说人物，在不断的“再创作”中，寄予自家的趣味与理想。至于校友的追忆文章，则又另当别论，因其不在现场，没有献媚之嫌。

当北大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时，不可能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因而，跨科系的课余活动，反而成了回忆文章的重要主题。比如，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的聚会（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世界语宣传运动在北大的展开（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还有学生军之组织及作用（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等。常被北大人挂在嘴边的“我们北大”，所认同的，更只能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作为象征，则是各种各样略带夸张变形的奇人与轶事。

“轶事”不同于“正史”，除了叙述不一定真确外，更因其选材有严格的限制。不管是宫女话天宝，还是名士说风流，都不可能毫无选择地复制“过去的好时光”。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成为追忆的目标；没被追忆，不等于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曾存在过。比如，紧张的读书生活，严格的科学实验，还有令人胆颤心惊的期末考试，都很难成为“老北大的故事”。就连众多谈及图书馆的，也都避开必须正襟危坐的经史，而选择“雅俗共赏”的《金瓶梅》（参见《北京大学素描》、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可你要是想象北大人整天泡茶馆、捧戏子、读禁书、传轶事，或者北大人都是独立不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