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嘶：未名湖性灵

“诗的北大，散文清华”。

这是五十二年前我在一本《旅行杂志》（后改名为《旅行家》）上读到的一句话。那时，我在蓟运河边的一个小镇上读高三，正在准备着考大学。

《旅行杂志》上这篇介绍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的文字，描写了燕园里湖光塔影之美，还配发了燕园风光和北大学子坐在图书馆台灯光下读书的图片。从此，我知道了未名湖的名字。不用说，这使我这个“大学迷”对我素所向往的北京大学凭添了几分憧憬与敬慕之情，更坚定了我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决心。

这一年的秋天，我就进了北大，来到诗情画意的未名湖畔。自此，我亲近了未名湖，未名湖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是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由于校舍建设远远赶不上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我们入学时，新建的几栋学生宿舍楼尚未竣工，我们便暂时住进矗立在未名湖边的第一体育馆。出了宿舍门，便见清澈的湖水。一天中，有不少时间，我坐在湖岸的青石板上看书、写作、思索、冥想。不久，我被系里选做外国留学生辅导员，搬到了5院，与我班的两位朝鲜留学生同居一室。这里距未名湖只有一箭之遥，我感觉自己仍然是住在她的身边。

我深深地爱着未名湖。我的一些诗作，多是坐在未名湖边树丛中、山石上构思和写出的。1954年春，我写了《未名湖畔有一个姑娘》一诗，发表在油印的《北大诗刊》上，后被《北京大学校刊》转载，刊载于纪念北大56周年校庆的特刊上。那一期校刊比以往的印数增加了许多。五四那天，北大接待了北京和各地来的许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他们的老师、家长。那一期的校刊摆在校园里出售（也许是发送），因为校刊上介绍了北大的概况和各系情况，来校参观的人几乎是人手一份。这样，我的诗也就随着校刊飞向各地，自然，未名湖也就为更多的人所知了。

过了几日，我又在未名湖边一株苹果树下写了抒情诗《信》。这首诗发表在《天津日报》副刊上，不久被译成朝鲜文，在朝鲜的一个刊物上发表。我把这些都看作是未名湖的赐予。

未名湖是一本摆放在天地间的大书，一本厚重得无法计量、博大得茫茫无涯、深邃得难以尽览的大书。湖名“未名”，实是无从命名，未曾命名，当年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聪慧真是高人一筹，“未名”二字也道尽了湖的佳处妙处。这本大书，肉眼凡胎和匆匆过客是难以读出其真谛的。只有在她的身边呆得久了，吸足了她呼出的浩然之气，才能慢慢读懂。原来，这湖光塔影只是她裸露在外的容貌之美，温柔多情只是她外在的性格。只有你身上那股浅薄浮躁之气脱尽之后，你才会体悟出她藏在深层的意蕴，感受到有一种博大精深的幽邃学魂和生生不息的敬业精神凝聚而成的精神气韵迷漫在湖畔，向四方辐射着。在湖边幽静的石径上，在周边的临湖轩、燕南园、朗润园、镜春园、燕东园、中关园、勺园、蔚秀园、畅春园……还有座落于未名湖西北隅那林木荫荫的“德才均备体健全”的七个斋房……处处都充溢着这氤氲。这大概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北大精神”的那种气韵吧！你能够感受到并且承受了这种精神气韵，你就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大人”了。

我终至感受并且承受了这种精神气韵，这是我生活在未名湖畔四年时光中最可宝贵的收获，这是在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精神财富。我得承认，时至今日，我已届古稀之年，我的心灵深处仍然被一种很不入时的价值观念顽固地盘踞着，这便是：轻仕宦，重学术；蔑视权贵，敬仰布衣；厌恶浮躁喧嚣，喜欢宁静致远；弃绝投机钻营，追求淡泊朴雅。

这是未名湖给我的影响，这是未名湖为我塑造的灵魂。

其实，影响和塑造我灵魂的那种精神气韵，原本是存在于沙滩红楼那里的。这是由一代代文化巨人、大师和莘莘学子们共同创造和培育出来的。1952年，这股气韵流到了燕园，又同另一股“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精神融合为一体。老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民主”和“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敬业精神，与未名湖的灵动、深邃，博雅塔的博而雅融汇交溶，便成了北大人常常挂在嘴边的那种“少年气象”。

我的业师、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讲唐诗时，形象地概括出“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这些专用词。他说：“唐诗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少年精神，它所写的正仿佛是少年人那般的心情，特别是盛唐时代，尤其具有青春的力量。”我想，北大人所说的这“少年气象”，就是从林庚先生讲唐诗所概括的专用词中借用、演化而来。这便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北大人的精神状态、品格与追求，即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

我一向认为，天地间的高山大川、湖河园林，它们饱蕴了自然界的钟秀之气，也大都有其独特的性灵，这性灵又影响着与它朝夕相处的人们的性格气质。这性灵是自然形成的，又是人所赋予和感悟出的。未名湖和博雅塔，虽是人工造成，但年深日久，饱受自然界的润泽与点化，也就难以分辨她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了。

但这“北大精神”、“少年气象”，在人世间也常会受到压抑、伤害、摧残。我进入北大不久，就赶上在全国范围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俞平伯和胡适都是老北大人，他们都曾与北大有过千丝万缕联系。我亲眼得见，（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份记录）在中文系召开的一次批判会上，先生们的发言似乎都是仓促上阵、言不由衷的，连我这个低年级学生都觉得这些发言火力很弱，很不够劲儿。而马寅初校长最后的讲话，似乎是与这场批判运动风马牛不相及，他讲的是他在南方视察时所见的群众性水利工程。接着他发言的江隆基副校长竟是对马校长讲话中未说清的一个问题的“补充说明”，说明我们搞群众并非是强迫命令，而是自觉自愿。这两位学校高层领导的即兴讲话，是否弦外有音，我至今也不曾明白。不过，倒是可以让人感觉得出，北大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是低调的，比较冷淡的。而汤用彤副校长则是在城里参加一个批判胡适的会议归来时，在他居住的燕南园下了车，竟迷迷糊糊找不到自己的家了。自此，他就患了脑血拴，一病不起。汤用彤和胡适是老搭挡和挚友，长期在北大共事。汤用彤恰在批判胡适时患了不治之症，是巧合耶？是必然耶？这便给人留下了永久的悬念。从上面提及的几件小事，似乎也便可理解“北大精神”能够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的缘由了。

然而这种未曾中断的精神也曾遭受过重大的摧折。我亲历的一次便是1957年夏季开始的那场整风反右运动。那一年的春天，在“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热情召唤下，“北大精神”的火光曾一度在北大莘莘学子身上集中燃烧起来。然而，这注定是一场落入陷阱的悲剧。因为，当北大学子的这种精神火光燃烧起来之时，已是这场运动的决策者要“引蛇出洞”，等待着“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让那些浮到水面上的“鱼”上钩的时候。而更具有悲怆意味的是：在一种由组织原则和抽象观念所组成的无形之力的推动下，北大学子中的两种力量两种思想拉开战线进行了一场大厮杀。结果是，被批判者一个个遭遇了灭顶之灾，批判者（被批判者称他们为“卫道者“）也多是没有交上好运。实际上，这是不明就里的人们（被批判者和“卫道者”其实皆是涉世未深的懵懂者）的一场两败俱伤的厮杀。厮杀过后，“惨败者”的一方，那些很有才华、勇于和善于思考的人，他们的才智和勇气遭到毁灭性的封杀，多是永生不再显现，只有少数极顽强者在被剥夺政治生命二十年之后才又重露辉煌，但已虚掷了宝贵生命中的三分之一锦秀华年。而表面上成为“胜利者”的一方，除了极少数幸运的“既得利益者”外，就连那些资质出众、才气纵横的青年学人，到头来也只落了个“大器晚成”者。厮杀过后，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昔日的同窗好友成了陌路人，彼此也难得有机会再度见面。直到后来的某一天（那已是很多年以后了），人们才有了彻悟。此时，大家的两鬓已染上了秋霜。

整个夏季，校园里吵吵嚷嚷，剑拨弩张，这使我想起了“一二・九”运动中的一句名言，不由得自语着：“燕园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就在这年的秋天，我毕业了。此时，我已经在这里住得腻烦了。但是，在离校的前一天，我还是独自沿着未名湖走了一圈，算是向她告别。我想：我大概永远不要回来了。第二天，当一辆出租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走出南校门时，我心中默默念叨着：“我终于离开了，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离开北大不久，我就又想念她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的燕园情结与日俱增，每当忆起在未名湖畔那美好的青春时日，我的身上就陡然增添了一种力量，我就不会颓唐，不会消沉，不会懈怠，我的体内就会鼓荡起一种“少年气象”的青春活力，不断地上进、求索、创造。

正是这种永生摆脱不掉的未名湖之恋，我才在母校百年华诞之时，用笔和心写出了《燕园师友记》和《负笈燕园》两部书。

2004年盛夏于紫骝斋（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