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现在已经有三十二年的历史，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史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蒙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初期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于蔡孑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去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当时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任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昌、张孝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九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还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彷佛有点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因要找一反的人做的象，所以玄同便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的假名字，封信是特地用派口吻，反文革命的，半就做了一篇什刁氏熘ザ及?ㄟM去的一封覆信，狗血地把位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一。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得不大起。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道，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于他很不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很写得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那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那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的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那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篷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了。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九时，到十一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二十七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为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比较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凡善书社去定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言堂（取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言堂，或者从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掊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座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当时学生界的思想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看外国书的很少，到了我们的时候，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和我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一点款子。傅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柢，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份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这个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三千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