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病逝于香港。本文作者蔡盎为其女。

一、 父亲回顾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的父亲蔡元培先生从1917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因反对军阀政府蹂躏人权愤而辞职离校。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长名义。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

父亲在北大时，我尚未出生。当时在北京的大哥、大姊、二哥又早已先后逝世。写此文时，我主要根据父亲本人的回忆，并参考了他同时代人的文章。

父亲曾于1919年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见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

父亲对于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仍感不足。他在1936年回顾：“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所成就者仅仅如是。一经回忆，对于知我罪我，不胜惭悚!”

但是他对于北大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北大的前景，寄予热烈的期望。他在1938年12月所写《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中说：“……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故近几年来，北京沦于敌手。全校南迁，虽设备或有未周，而精神益为兴奋。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

二、 任京师大学堂教员，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蔡元培先生曾于1906年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他在上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久已有往德国学陆军的志向。他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因此时时作留学的计划。此时接北京友人来信，说清政府将派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遂往北京，争取公派出国，也准备自费留学。这时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杨笃生已离京。杨笃生是反清革命志士，曾与蔡先生共同试制炸弹，因被猜疑而离馆，后去英国学物理，壮志未酬而自沉于河。蔡先生的同乡章一山任译学馆监督，聘蔡先生为教习，讲授乙班、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戊戌变法维新时建立，分设仕学、师范、译学等馆。“初亦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蔡先生在译学馆所编“国文学讲义”中论述了中国言文不一致的情况，并出国文课题《论我国言文不一致之弊》。他在译学馆授课数月，深受学生欢迎。据当时译学馆学生陈诒先回忆：“蔡先生一来，就大不同了。他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

这时蔡先生的堂弟蔡元康，因听到不利于他的传说，促他离京暂避，而章一山惟恐被牵累而解除聘约，蔡先生就离开了译学馆。第二年即赴德国留学。

六年后，蔡先生写了《译学馆校友会祝词》，回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翻译的作用，盼莘莘校友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为民国效力。

三、 教育总长与北京大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先生接到陈英士的电报，回到国内，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孙中山被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

蔡先生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清朝钦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蔡先生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定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军国民教育包括体育、军事训练，是保卫祖国所需；实利主义教育包括智育，与国家振兴、人民生计有关。二者是强兵富国之道，但必须以公民道德为核心。公民道德的要旨是法国大革命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以古代道德义、恕、仁加以证明。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言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蔡先生向参议院宣布政见时，提出专门教育的方针是“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

1912年3月5日，教育部通告各省：“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

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而推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国务总理唐绍仪坚请蔡元培先生继续担任教育总长。经参议院通过，由总统袁世凯任命。

4月8日，京师大学堂旅沪学生多人上书并走访蔡先生，请迅即开学。蔡先生深表嘉勉，允诺到北京后即行速筹开校。蔡先生到北京后，即派专门教育司科长王云五、杨焕之接收京师大学堂。之后呈请改北京大学堂(旧称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并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总统袁世凯于5月3日发布了命令。

5月15日，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并在校长严复致辞后发表演说：“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5月份，蔡先生筹划为北京大学恢复修建工程。该校分科大学正在建造的校舍，辛亥革命时因清廷款项支绌，被迫停工，蔡先生以此项工程不可半途而废，且大学为全国学校之模范，观瞻所系，决定派监修员及会计、庶务、司事数人继续往工程处办事并筹款，以便即行开工。

7月1日，教育部澄清所谓解散北京大学的谣传。当时北京风传北大将被解散。校长严复也来询问，教育部当即复函，说明并无此事，要求力加整顿，以期进步。

当时教育部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之外，再在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各设一所大学。

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权，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出京，蔡先生与同盟会籍的总长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先后提出辞职，袁世凯表面慰留，终于在1912年7月14日批准四总长辞职。蔡先生仍于7月10日至8月10日召开并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蔡先生起草的《大学令》于同年10月24日由教育部公布，当时教育总长是范源廉，是蔡先生担任总长时的次长。

《大学令》的主要规定如下：

一、 大学以教育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二、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一科至三科者。

三、 北京大学设预科。

四、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入院之资格为各科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

五、 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

六、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自为议长。评议会审议大学重要事项。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论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

七、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该科重要事项。

八、 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

北京大学按照大学令的规定，也作了一些改进。例如：经科与文科合并，废止经科；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建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校长担任评议会议长。

北京大学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未到职)、马相伯、何时、胡仁源。但任职时间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没有明显的改变，仍被称为官僚养成所。

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先生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后，于1912年9月16日再次赴德国，再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同盟会员(改组后为国民党员)原农林总长宋教仁。孙中山先生力主与袁世凯决裂，兴师讨袁，遂招蔡元培先生等回国。

教育次长董鸿?NFDF7?商请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同人希望蔡先生能去整顿北大。袁世凯对此断然拒绝，认为蔡既是革命党员，又力倡革命思想，现在发生的许多“反动”事情，多与他有关，如再让他培养出革新人才来，就会使自己的政权发生动摇。蔡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袁世凯的野心，又参加发动军队讨袁，但当时国民军在各地均失败，领导人离去，1913年9月，蔡先生全家赴法国学习、研究、著书、译书、办杂志。蔡先生留法期间的重要工作是与友人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汪精卫等人组织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蔡先生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华法教育会从国内招收大批工人去法国工作，并创办华工学校，保障华工的工作与学习的合法权利；又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工半读方法到法国留学，开展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复辟帝制，悍然称帝。云南起义，全国响应。袁世凯终于覆亡。

这时北京国会的一些浙江籍议员致电蔡元培先生，希望他回国当浙江督军。蔡先生回电表示，回国可以，但不愿做官。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理大总统，范源廉出任教育总长。当时许多人建议请蔡先生回国当北大校长。范源廉取得黎元洪的同意，提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范源廉致电蔡先生：“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万顿大贤主宰，师表群俭。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范源廉自述：“蔡先生很伟大。他到北大作校长，是我作教育部长时，民五冬天从欧洲请回的。民国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长，却是他邀请的，我和他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1916年10月2日，蔡先生偕夫人、长女及三子离法归国。11月8日到达上海，到上海后，有多数友人，包括一些老同盟会员，都劝蔡先生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荣誉毁掉了。这当然出于爱护蔡先生的意思。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蔡先生到底服从后说而于1916年进北京，北大学生罗家伦说：“当时党内同志有两种意见，一种赞成他北大就职，一种不赞成。国父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所以主张他去。蔡先生自己又不承认做大学校长是做官，于是决定前往。”(罗家伦《逝者如斯集》)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总理段祺瑞、教育总长范源廉署名。

五、 广延积学与热心、有新思想的教员

蔡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先生到任前，北京大学也曾延聘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其中少数青年教员已启革新的端绪。但就整体而言，北大仍深受封建旧传统的束缚，中外教员也未必都称职。蔡先生决定，引进有新思想的学者，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

蔡先生于12月21日到北京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