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一种新东亚秩序的想象：欧盟式的命运共同体*

【内容提要】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充满了擦枪走火的战争危险，不仅是表层的领土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高涨，新东亚秩序的重建，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从帝国秩序转型为共同体秩序，从等级性的支配性秩序转向扁平化的平等秩序，从一个中心的主宰性秩序转向多中心的互动秩序。去帝国化、去中心化和去等级化，乃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秩序的关键所在。欧盟的横空出世，为东亚提供了永久和平的典范。一个欧盟式的东亚共同体，不仅是可欲的，而且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可能性。当东亚逐渐从各种中心论的帝国秩序剥离出来，意识到自己东亚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候，那么，东亚将会向似乎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梦想一步步接近。

【关键词】东亚   欧盟   命运共同体

一、从古代到当下的四种东亚秩序

东亚意味着什么？东亚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诚如子安宣邦所言，它是一个不断被历史建构的政治概念。①

白永瑞在《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一文中指出，从历史到今天，东亚有过三个帝国的秩序，第一个是古代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中华帝国秩序，第二个是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秩序，第三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和苏联对抗为主导的帝国称霸的东亚冷战秩序。②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事实，随着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21世纪初中国的强劲崛起，今日东亚的格局，已经呈现出第四种：以中日对抗为中心的后冷战秩序。

东亚这一概念是暧昧的，并非历史上古已有之。从唐代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文明领先于东亚世界，主宰东亚秩序的，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化的天下体系。天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中华帝国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中华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第三个是以东亚为半径，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国际等级秩序。从中心到边缘，从化内到化外，传统的天下主义想象和建构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蛮夷臣服于中央的三个同心圆世界。历史上东亚的周边国家被中国所吸引，不仅因为中国富有，而且是由于中国在文明上的领先。以中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是一个国际性的差序格局，它既是经济性的互惠关系，同时又是互为义务的伦理关系。中华天朝自居东亚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皆是受保护的附属藩国。古代中国人只有中华意识，很少东亚意识，即使有所谓东亚，也只是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是中华帝国以中原为核心的同心圆秩序的外缘部分。

东亚概念的发生，乃是近代的产物。其发生的原因，首先是“他者”的出现，这个“他者”，就是欧洲。19世纪中叶西方诸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出现，其所带来的船坚炮利和西方文明，极大地冲击了原来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原先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不再是先进的、文明的，比较起文明程度更高的欧洲，东亚降格为半野蛮、半开化的落后文明。福泽谕吉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所要摆脱的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旧文明秩序，融合进以欧洲为中心的新文明秩序。

第一阶段的东亚秩序，是以大陆农耕文明为轴心，而日本则是与大陆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其处于东洋与西洋之间。古代日本是欧亚大陆文明的边缘，用宫崎市定的话说，日本是“终点文明”，欧陆文明，无论是儒家、佛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教文明，传到日本都成了终点站，不再继续向外传播，而为日本所内化和吸收。③19世纪中叶之后，这一情形发生了变化，日本的开放从原来面向大陆转向了面向海洋，从东洋文明转向了西洋文明，“脱亚入欧”的日本不再是终点文明，对于东亚世界来说，日本成了西洋文明向东亚传播的起点和中转站。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特别是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十年的“转型时代”，中国思想的现代化主要受到来自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思潮影响，晚清的中国思想家比如梁启超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思想，说是“亦步亦趋”亦不为过。

身在“落后”的东亚，又是“先进的”欧洲文明俱乐部成员，这样的特殊地位使得日本在1894年甲午海战之后，成为东亚世界的轴心，尤其是1904年日本击败了老牌的俄罗斯帝国之后，更是确立了这一核心地位。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概念，取代了原先的大中华天下主义，出现在19、20世纪之交。对于日本来说，西方是一个“内在的他者”，西洋的富强之术已经内化为明治维新之魂，但西洋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却为野心勃勃的新日本帝国所排斥。

伴随着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崛起，东亚意识第一次真正出现了。但这个以日本为轴心的“大东亚”，其内涵是暧昧的，也是矛盾的。东亚既顺应西方，又对抗西方。西方是东亚“内在的他者”，东亚各国学的都是欧洲的富国强兵，但欧洲依然是东亚赖以自我定位的“他者”，二者的区别首先是所谓的种族差异。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种族分类，将东亚视为黄种人的天下，欧洲是白种人的世界。传统的中国天下意识，夷夏之间的区分仅仅是文化的，并非种族的，文化是相对的，不管你是什么种族、民族和族群，只要接受了中华文明，便成为华夏-汉民族一员。但种族却是绝对的，黄种人不可变易为白种人，倒过来也一样。面对着来自欧洲的压迫，东亚各国首先在黄种人意识上找到了同一性。

其次是想象性的文化差异。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秩序”，与中国的天下秩序不同，是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霸权秩序。吊诡的是，其背后又有中国式天下秩序的残余，将霸权秩序想象为一个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王道秩序。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激进右翼，从头山满、北一辉到石原莞尔，都充满了理想的乌托邦热情，试图建立一个与西方霸权不同的东亚人的王道世界。日本是当仁不让的东亚领袖，负有神圣的使命，将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黄种人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东方王道乌托邦。日本对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侵略战争的背后，不仅是霸权的利益扩张，而且还有一套玫瑰色的自我合法性的王道乌托邦理想。

于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秩序”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既要加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普遍秩序，又要保持日本特殊的天皇国体，并且将神魅化的天皇秩序扩张到东亚和东南亚世界。而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极端的右翼更是将亚细亚秩序想象为一个普遍的世界秩序，1940年初，京都帝国大学地理学教授小牧实繁提出新的地政学理论，他从日本的高点远眺世界，将各大洲和海洋重新命名，以投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在他的地理命名法下，美洲为“东亚细亚”，澳洲为“南亚细亚”，非洲是“西南亚细亚”，太平洋是“大日本海”，大西洋则是“新大日本海”。④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秩序”因为其过度的狂妄与扩张而受到毁灭性的挫败，二战之后，东亚世界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阶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东亚分裂了，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两岸都出现了分断体制，中日也处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在此背景下，分裂的东亚不再有统一的东亚意识，以苏联、中国、朝鲜为一边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为另一边的自由世界阵营，将东亚撕裂成对抗的两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亚的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苏的对抗、中美的缓和，使得中、日、韩三国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中日、中韩放弃历史的隔阂，彼此走向接近，开始了一段战略合作的友好期。但中日友好的基础是脆弱的，其取决于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更维系于中日两国所存在的共同敌人苏联。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其影响和势力退出了东亚，中日之间友好关系逐渐冷化。随着中国的崛起、钓鱼岛海域的领土争端和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到21世纪发生了直接的摩擦和对抗，一个新的后冷战时代开启了。东亚地区的几个国家，朝鲜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但其孤注一掷的核武器试验为东亚带来严重的和平威胁，并导致了大搅局效应。中日韩之间，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关系错综复杂。

其中最核心的是中日之间的对抗，其中有意识形态因素，有历史之结尚未解开，更有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作为曾经的古代和近代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霸主，中国和日本都在争夺东亚乃至东南亚、泛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和主导权，形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对抗轴心，韩国与日本虽然处于同一个美国的盟友圈，却因为历史的原因和独岛的领土纠纷而关系时好时坏。中韩之间本来有紧密的经贸合作，携手遏制朝鲜，在朴槿惠当选总统之后关系一度非常亲密，但近半年来由于在如何遏制朝鲜核武器方面发生分歧，韩国引进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关系重新变得微妙。东亚“三国杀”的背后，一直有世界老大美国的影子，美国虽然身不在东亚，却内在于东亚，它在日本、韩国有驻军，在东亚有它的核心利益。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东亚的不战不和局面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它极力促使日韩关系的改善，以共同遏制势不可挡的中国崛起。

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充满了擦枪走火的战争危险，不仅是表层的领土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高涨，从政府到民间，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如同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东亚意识，无论在学界、政界还是舆论界，都是非常微弱的声音。东亚各国为彼此对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常发生摩擦的国家利益而搞得四分五裂，未来发展趋势暧昧不明，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与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战争也好，新的冷战也好，皆不符合东亚各国的最佳利益，东亚各国陷入了只为自身利益盘算的“囚徒困境”。合作要比不合作好，虽然理论上大家都明白，但合作的起点和希望在哪里呢？

二、从帝国秩序转化为共同体秩序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过：“一个世界帝国派生出来的各国虽然相互对立，但仍拥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共同性。所以，一般来说，现代国家均是以从旧有的世界帝国分离出来的形式而得以产生的。为此，当受到其他世界帝国威胁时，他们会努力维持旧有的世界帝国的同一性。即向‘帝国’回归。”⑤柄谷行人所描绘的，基本是一个欧洲的历史图景。今日之东亚，要比欧洲复杂得多。

历史上的东亚，虽然有过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天下体系和以日本为轴心的“东亚共荣圈”，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真正统一过东亚，将整个东亚囊括到其帝国版图之中。在古代的中华朝贡秩序当中，日本虽然受到中国文化极大影响，但在政治上始终不是中国的藩属，没有向中国朝贡过，游离于中华帝国的统治半径之外。子安宣邦指出：“就文明论的角度而言，日本被包含在中华文明世界之中。……但是它也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中维持了自主性”。⑥同样，即使在日本帝国势力最盛、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时候，半个中国（东北和沿海地区）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另外半个中国（内地和西部边疆）依然在顽强地抵抗日本，守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独立。这意味着，历史上东亚的帝国秩序从来不是完整的，总是一个中心对抗着另外一个中心，帝国秩序总是面临着边缘的另一个国家的顽强抵抗。

东亚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威胁帝国秩序的共同外敌，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叩响中日大门的时候，日本顺应时势，迅速脱亚入欧，拥抱新的世界秩序。而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共同面对北极熊苏联威胁的时候，中日虽然处于暂时的蜜月时期，但因为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因素，依然是同床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