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个批判性的评估

【摘要】1944年新疆伊犁发生暴动，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伊犁暴动，发生在一个特别的地域，即深受伊斯兰教影响且与苏联相毗邻的地区，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因此，这场暴动与苏联及本地的宗教势力存在着复杂的互动，集中表现在苏联暗地支持下的有宗教色彩的“绿色革命”，但本质上，这场暴动属于旨在分裂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范畴。“东突厥斯坦”思想源自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而作为“双泛”之纽带，“扎基德”运动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直至1908年以前新疆还没有“东突厥斯坦”的概念，但民族主义者开始积极从国外引入“东突厥斯坦”概念和思想，并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突厥“nation”，而将中国视之为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汉人”（خىتاي ）国家。民国以来，中华国民国家和国民意识一定程度的迷失，为这个“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滋生提供契机。

【关键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三区革命 伊宁事变  双泛  扎基德运动

1944年夏秋，新疆政局剧变。统治十二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职还未离去之际，8月17日，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0月7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就任第四天，巩哈县县城被攻破。11月7日，由苏联入境一支武装与巩哈游击队联合向伊宁发起暴动，经六天激战，攻占了伊宁市国民政府所有军警据点。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史称“伊宁事变”（西方和台湾学界）或“三区革命”（大陆和苏联学界）。

这一突发的历史事件，有着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原来争议很大，如它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英国学者福布斯（AndrewD. W.Forbes）就曾指出：“苏联尽管继续，而且一直地大声矢口否认”，“但至少有一次似乎说漏了嘴，那是在1967年5月14日，苏联塔什干电台维吾尔广播说，‘……在伟大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向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提供武器和受过训练的指挥员’”。另一位英国学者泰勒（ChristianTyler）也提到：“起义军人穿着印有斯拉夫大写字母ВТР的军服，ВТР表示‘Восточиная ТуркескаяРеспубник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真正比较清楚解答这一问题，还需依据苏联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学者巴尔明(ВалерийА.Бармин)指出：“尽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提到了苏联在组织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但由于缺乏俄罗斯方面的档案资料，他们对这方面的论述始终含混不清”。他的结论是：“苏联领导人不仅在起义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向起义者提供了物质和军事技术援助，派遣了教官，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的活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944至1945年北疆三区起义运动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苏联全方位的积极援助”。这类问题，不论站在什么立场，随着相关的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实会弄得愈来愈清楚。本文将由事件的性质入手，从中国大陆研究的困境、西方的视角、苏联的说教，以及“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源流等几个方面，探讨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的相关问题，希望以此推动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暴动、事变还是匪乱、革命？

首先的问题是，1944年新疆伊犁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事件的性质是什么？

国民政府和新疆当局最初的反应是“伊犁匪乱”,或伊犁匪患，如吴忠信1944年11月9日日记中写道：“晨听于参谋长报告伊宁匪患近讯”。1944年11月21日，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写道：“伊犁匪患愈闹愈烈”。这些都是军政长官内部说法，后来公开场合使用中性的“伊宁事变”，并把事变发动方称为“伊方”。至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录中，还仍然沿用这些说法。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苏联驻迪化领事的斡旋下，1945年国民政府与伊方开启和平谈判，也就是说，政府怎会与土匪谈判？其实，事变发生之时虽有抢劫、强奸、杀人，但发动方立即“建国”，组建“临时政府”的各部，公布“国旗”，并通过了《政府宣言》。更重要的是，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很快从前线报告中获悉，事变有苏联直接参与的背景。因此，1944年伊宁发生的事变不是一般杀人越货的土匪行径，而是以分裂、独立为政治目标的武装行为。

“伊方”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Ә hmәtjan Qasimi）[10]称“这场为真理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在伊犁取得胜利。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解放革命的浪潮涌向伊犁、塔城、阿山地区，开始波及全省”。[11] 伊方的另两位领导人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12]（Ishakbek Mununof）和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13]（DelilhanSugurbaef）曾分别撰文“民族军是十一月革命胜利的坚强保卫者”、“在阿山庆祝‘11・12’民族解放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4]。“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解放革命”、“十一月革命”、“11月12日革命”是当时伊方的自称，其中“革命”是关键词。“革命”译自西语的revolution，是近代政治的产物。自古以来就有“造反”（rebellion）的说法。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询问他的大臣：这是否是一次造反。大臣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Non,sire，c'est-une-revolution）[15]。这位大臣不经意地开启了“革命”这一政治术语，并为它“成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或神话做出了重要贡献”。[16]自此以后，可说是激动人心的“革命”年代，就本世纪来说，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在中国则有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革命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更意味着时代的变迁、思想的浪潮，其中有的有激情、有理想，有的却是妄想或臆想。也就是说，声称革命的并非都能推动社会进步。毛泽东是世纪伟人，但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看来，就称不上是有积极意义的革命。1944年伊犁的“革命”《宣言》第一二条就是：“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永远消灭汉人统治”，“建立真正解放的独立共和国”[17]，“革命”的动机和行为，仅仅就是要将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要把汉人从这块土地消灭掉，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革命”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

1945年10月15日，自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一行三人赴迪化（乌鲁木齐），声称要与国民政府代表以同等地位交换“两国”国书（谈判代表证书），否则不进行谈判。后来在苏联驻迪化领事斡旋下，伊方放弃交换“国书”要求，[18]以“暴动区域人民代表”身份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最后形成《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这说明，伊方和国民政府最终在“暴动”这一提法上取得谅解。

总之，“伊犁暴动”，既不是“匪乱”，也不是任何积极意义上的“革命”；较合适的中性提法是：民族主义的“暴动”引发中国边疆危机的“事变”。

二、中国大陆“革命史”研究的困境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关于伊犁暴动的早期报导，用的是“新疆少数民族自治运动”这一提法[19]。1949年初，毛泽东与秘密来访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АнастасИ. Микоян）谈话中说道：“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发生独立运动” [20]。其实，1950年以前，中共方面对这个“共和国”也没有统一的和适当的称呼，或者说还知道应怎样称呼它。1949年秋中共派驻伊犁联络员邓力群的实地报告则称之为“伊犁自治区”或“伊犁当局”，但用得较多的是“伊塔阿三区”。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致函“三区政府”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信函抬头称之为“新疆伊宁人民特区政府”代表。11月11日（这场“革命”五周年），毛泽东致电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赛福鼎?艾则孜（SәypidinӘzizi），称之为“伊犁革命”。至于中共何时正式称呼为“三区革命”，仍有待查证，但应是1950年以后的事了。[21]

毛泽东关于“伊犁”“独立运动”的说法，只是近年在苏联解密档案中被披露。此前，世人所知的是1949年那几份信函、电文。毛泽东的信函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22]；其后，毛泽东为阿合买提江等五人因空难逝世发唁电和题碑文称：阿合买提江五同志“永垂不朽”。[23]就是有了这些函件电文，就足以给这场暴动以非常革命的光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学人就很难作文章。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并于1980年代出版的《新疆简史》认为这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胜利配合下，在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精神、物质等方面支持下，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24]。现在看来，这样的提法多少有点滑稽。

事实上，“革命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题，即曾为分裂的“东突厥斯坦革命”如何“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25] 厉声在他的书中论证了“三区革命”的“二次革命论”[26]，并撰写了专题论文“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认为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总统艾力汗‧吐烈（AliKhanTüre）的退出历史舞台为标志，“三区革命”经历了“二次革命”，致使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毒瘤”的桎梏下解脱出来。[27]其实，按照赛福鼎的说法，这个“二次革命”提法最初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irim Abbasof）使用。[28]问题是，既然有“二次革命”，那么建立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那次“暴动”，难道可谓第一次革命吗？1998年出版的《新疆三区革命史》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杜瀚2009年再论新疆“三区革命”史，认为苏联组织、策动、支持、控制新疆“三区革命”，并促成三区和国民党中央和谈，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过分裂祖国、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29]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出版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一书，对此的解释如下：

［临时政府宣言］突出的一点便是声明脱离中国，建立所谓“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样露骨的分裂主义宣言，完全越出了阿巴索夫当初筹建“解放组织”时“建立自由、解放、民主的省份”的宗旨……临时政府内部斗争是明显的。一方要在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动武装起义，另一方却要在11月12日（此为1933年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日――原文夹注）在伊犁另外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斗争初期，伊犁的领导权无可避免地掌握在后者手中。于是我们看到，一场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斗争，怎样在艾力汗・吐烈等人的引导下，走上了一条令各族人民担忧的危险道路。[30]

  但问题是，这场暴动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论”，确实有点牵强。笔者认为，此书所列举的“收缴枪支”、“献马运动”[31]，多半是引发暴动的导火索，所谓的“阶级斗争形势”大体上是拘泥于“革命史”撰写的要求而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