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东金：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寡头如何控制国家

［文章导读］乌克兰问题焦灼，欧洲意欲东扩是事件肇因。就在乌克兰事件爆发之际，欧美盟友之间却突发一件“小事”――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与驻美乌克兰大使讨论了乌克兰局势问题，在通话中，纽兰怒骂欧盟(Fuck the EU)。欧洲到底是怎么呢？被“敌人”欺负，被“家人”辱骂，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的欧洲大陆究竟现处什么状况？本周我们会推送几篇欧洲研究的文章，供大家参考。第一篇文章，我们就先从乌克兰说起。

自去年11月以来，持续发酵的乌克兰政治危机在导致国内政权更迭之后，又迅速演变为国家的生存危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围绕向西方整合还是向东方整合的分歧加剧，而克里米亚开始了又一波分离运动。一个原本基础条件不错的国家，为何在独立之后的二十多年内，始终未进入良性发展，甚至有沦为“失败国家”的危险？哪些因素可以解释乌克兰独立以来曲折的发展道路？我们已经从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这些外部的角度看到了一些回答，以下，本文将主要从乌克兰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入手，做一尝试性的分析。

寡头体系的形成

当代乌克兰是苏联解体的产物。新国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大考验：首先是国家建设，巩固新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其次是政治经济体系朝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全面转轨。第一项任务曾占据了独立之初一代民族精英的大部分精力，也因此，在整个转轨国家中，乌克兰的经济改革相对滞后，许多基础性的改革至今尚未完成。

乌克兰政治经济结构的最大特征，就是寡头集团的存在和巨大影响。这一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乌克兰。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都有一批寡头崛起，在经济和政治上一度拥有巨大影响，俨然凌驾于国家之上。乌克兰的特殊之处在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先后解决了自己的寡头问题。在俄罗斯，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以强力手段打击政治上不驯服的寡头，重新建立国家权威，顺带也巩固了个人的统治；在白俄罗斯，因为从一开始就采用了有利于总统集权的总统制，寡头现象基本上局限在经济领域，政治上始终没有坐大。

乌克兰的寡头兴起于库奇马总统大力推行私有化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片混乱中，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成为瓜分盛宴，获益者往往是那些接近经济资源的人，如工矿企业管理层、经济管理高级干部。几乎一夜之间，乌克兰出现了一个超级财富阶层，他们很快被人称作“寡头”。

寡头们先是控制了国家的经济资源，数以千计的工矿企业成为他们的猎物，紧接着，他们又逐渐卷入政治，在政治体系中寻找代理人，有时候，干脆自己进入政府，成为议员和高级官员。可以说，在乌克兰，大商人和官员的界限非常模糊，他们常常是同一个人。这是一个特殊模式的政商阶层――大多数政治家是大商业的代理人，在议会和政府层面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寡头自己也成为政治家。

在这个政治和商业高度结合的体系中，大致可以划分出几个大的寡头集团或者派系，如顿涅茨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以及基辅集团。他们来自不同的产业区，各自拥有自己的政治基础，除了在维护现有格局这一点上有共识，彼此充满了竞争。

寡头们很好地适应了民主政治。如果是在另外一个时代，他们肯定会选择一种参与面更少的某种独裁体制，而在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不得不是某种形式上模仿西欧或者美国模式的宪政政府。于是，每个寡头集团都建立自己的政党。例如，基辅集团创建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组建了劳工党。顿涅茨集团则创建了地区党，成员就包括时任州长后来成为总理和总统的亚努科维奇。寡头集团还操纵着全国的媒体系统，主要的报纸、电视台等传媒机构都由他们控股。在这个后苏维埃时代的民主国家里，每个寡头集团都有足够的能力资助并影响政治。

他们在政治上的总代表是总统库奇马。总统居于这个寡头体系的中心地位，大体上也能控制寡头集团。毕竟，寡头是在他的政权的容忍和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但2000年之后，由于深陷一系列政治丑闻，库奇马的地位开始动摇，影响力受到极大削弱。很大程度上可能因为这个意外因素，乌克兰走上了和俄罗斯相反的道路――在俄罗斯，寡头们受到新总统的决定性打击，而以总统权威表达出来的乌克兰国家，则越来越脆弱，寡头们越来越强势。

能表明这一新的强势地位的显著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寡头们加快了将自己的财产合法化的步伐。在此之前，所有权通常是非正式的，公司股权结构和登记注册均高度不透明。与其说这是个界定清晰的法权体系，不如说是个犯罪性的利益分享体制。

橙色革命的起源

此时，唯一有可能危及这个寡头体系的不确定性，就是库奇马总统的权力交接问题。到2004年，库奇马的两届任期即将告满，他虽然通过宪法法院得到了连任的合法判决，但是，鉴于极低的公众支持率，他没有尝试去冒险（相反，在俄罗斯的1996年，叶利钦在公众支持率只有3%的情况下投入了与共产党久加诺夫的对决。在寡头和西方的支持下，他赢得了选举，但代价是更深程度地依赖寡头）。形势非常清楚，在库奇马之后，将有另一个人成为总统。寡头们的最好方案，也许莫过于直接推出一个本阶层人士，但麻烦是，选择来自任何一个寡头集团的人成为总统，都会对其他集团构成威胁。

2002年的议会选举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与库奇马的继承问题一起，导致在随后的两年内，国家政治气氛明显升温）。实际上，孕育两年后的橙色革命的大部分因素都能从中看出征兆。在该年的议会选举中，尤先科领导的“我们的俄罗斯”最受欢迎。按照现行的混合选举制度，一半的席位由政党提名方式以多数决产生，另一半则由非党派的独立竞选人按照比例制产生。这一复杂而古怪的安排明显是为了维护寡头的利益，因为他们在地方上的支持者完全可以操控独立人士选举部分。选票和最后席位分布的失衡说明了一切。在由政党联名产生的部分，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夺取了31%的议席。其他一些激进政党和共产党获得45%的席位。而在完全受到政府操纵的个人席位中，那些依附于寡头和政权的所谓独立派人士则大获全胜，这样，即使亲总统阵营只在政党选举部分赢得可怜的11%席位，它仍然能够成为议会的最大党团，从而确保议会多数地位。

2002年选举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表明尤先科将成为两年后总统选举的有力挑战者。尤先科的崛起是另外一个故事，他在混乱的九十年代曾执掌中央银行，成功治理了1994年的超级通货膨胀。某种程度上，尤先科可以说是当代乌克兰财政和银行制度的创建者。2000年，他被任命为总理，开始推行一系列延误已久的经济改革。为了打破裙带资本主义和寡头的阻挠，他与另一位政治新星季莫申科达成联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位技术官僚出身的政治家确立了自己正直能干的形象。一年半之后，意识到威胁的库奇马将尤先科解职，尽管民调显示尤先科拥有52%的支持率。

寡头们虽然有能力赶走尤先科，却不能阻止尤先科的政治崛起。他已成为拥有强大民意支持的政治反对派领袖。2002年的选举结果大大鼓舞了这些改革者，他们决心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给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变。

寡头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局面。面对迫在眉睫的权力交接问题，寡头和大商人阶层意识到需要确保政治基础。一些寡头代表越来越热衷于谈论引入议会制。此时，尽管大多数寡头已经将财产合法化，他们还是担忧一旦新总统就任，将会导致财产权的变更，而削弱总统权威将能有效地化解这种选举威胁，等于施加了一个无害化手术。此外，赋予议会和政府更多的权威，也会有利于寡头操控国家。在2004年选举之前，统治集团内有人多次尝试修改宪法，但均因在一些细节上未达成共识而失败。

他们也开始加紧影响政党系统，并挑选在库奇马之后的总统候选人。找到合适的人选并非易事。首先，候选人要能确保前任库奇马的政治安全；其次，他还应该是弱势的，以便能让寡头集团感到安全，进而能加以控制；最后，他必须能够赢得选举。来自顿涅茨集团的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最后成为候选人。但这一方案并非没有遭到抵制，主要的反对来自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集团的寡头。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顿涅茨集团的人成为总统，会壮大该集团的势力，而这会打破已有的寡头集团之间的平衡。寡头集团勉强支持亚努科维奇，仅仅因为他们更惧怕承诺激进改革的尤先科（尤先科的一些高级顾问曾明言，要把骗子们统统送进监狱）。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亚努科维奇只是寡头集团内部的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将决定橙色革命的关键进程。

后来的事态大家都已清楚了。当亚努科维奇阵营拙劣而丑陋的选举舞弊行为被曝光之后，愤怒已久的民众走上了街头。尤先科阵营抓住时机，同时采取了两手策略：一个是革命性的，在议会中自行宣布就任“总统”、发动公民政变，动员街头抗议；另一个则是宪政和制度性的，同时向议会和最高法院提请争议解决。在一段时间内，乌克兰同时出现了三位总统：一个是即将卸任的库奇马，另一个是自行宣布就任的尤先科，第三个则是国家媒体公布的“新总统”亚努科维奇。

当局势明朗，制服抗议人群和反对派的唯一的手段只剩下武力选项时，一些寡头选择了妥协。主张妥协的寡头阵营中的关键群体来自原顿涅茨集团中的分裂派，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顿涅茨集团更为强势。而在这个决定性时刻，库奇马也收回了对亚努科维奇的支持，他不支持镇压。他同意重新选举，条件是保证本人及家族的安全。尤先科阵营可以指望一场公正的重新选举，但条件是修改宪法。在新宪法中，总统权力将大幅削弱，仅负责外交和国防，对议会法案拥有否决权，组阁权将属于2006年3月新选出的议会。也就是说，乌克兰政体将从半总统制变为议会制。尤先科勉强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的主要政治顾问相信，在接下来的一年强总统期的窗口期内，他将有足够时间解决体制性的腐败问题，并形成一个稳固的议会多数党团。

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人民在一个月内第三次走进投票站选举总统。这一次，有多达12000名外国选举观察员监督。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尤先科以52%的多数赢得总统职位。

橙色革命为何未能给乌克兰带来真正变化

至此，我们大概能对橙色革命为何成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接下来橙色革命后的新领导集团为何未能给乌克兰政治带来真正改变，我们也可以从寡头的利益和行动中找到基本线索。

橙色革命未能给乌克兰带来任何明显变化的首要原因，在于权力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多中心化。新宪法大幅削弱了总统权力，强化了政府和议会的权力，导致没有任何一个权力中心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就此而言，尤先科的胜利只是表面的。乌克兰出现了三个权力结构。首先，是尤先科总统团队，其次是季莫申科集团，代表着总理领导的政府，以及第三支力量，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所代表的反对派。因此毫不奇怪，尤先科总统期间乌克兰政治的主要特征，就是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这几乎是一场混战，在橙色集团内部的两派、总统和总理、总统和议会之间，上演着一连串的权力斗争，几乎导致国家陷入瘫痪。例如，2007年，总统尤先科为破坏亚努科维奇地区党在议会内的多数地位，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以打乱对方的布局。在季莫申科担任总理的2007年至2010年期间，总统频繁动用否决权，迫使季莫申科的大多数政策无疾而终。

在此情况下，寡头集团左右逢源，可以自如地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派，或者视情势转而支持另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