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如何避免托克维尔式的悲剧

埃及的政治动乱是所有转型国家的一面镜子。作为一个世俗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是中东地区和平的支柱，是调解巴以纠纷的重要力量。然而，自从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后，埃及就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在民主选举中获得大胜，但是，却没有与埃及的军方建立巩固的联盟，当开罗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走上街头，要求罢免穆斯林兄弟会总统的时候，埃及军方毫不犹豫地关押了这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恢复了穆巴拉克时代的军事统治。随着穆巴拉克被释放，新的政治风波即将开始，埃及将会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之中。

现在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埃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政治格局？从历史上来看，埃及由军人干政的传统。但从现实来看，埃及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根本原因就在于，穆巴拉克试图通过内部的政治变革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此次引发埃及政治动荡的导火索是，穆巴拉克总统想要通过选举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从而实现世袭家族统治。这样做不仅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裂痕，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国外的一些反对势力看到了埃及政坛出现的矛盾。穆斯林兄弟会发起的政治游行示威活动，加速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随之而来的政治选举，让穆斯林兄弟会堂而皇之地走到了埃及政治舞台的中央。可以这样说，如果继续加大对政权控制的力度，实行独裁统治，那么，埃及未必会出现政治动荡，因为所有反对势力不可能有活动的机会，国外敌对势力也没有可能插手埃及国内的政治活动。正是由于穆巴拉克的政治妥协和改革的举动，让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政治组织看到了希望，他们以街头抗议的方式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

这恰恰是数百年前法国著名的贵族政治家托克维尔所面临的困境：不改革统治者可以继续维护自己的政权，可是，一旦实施改革，哪怕是细小的改革，都可能会将改革者推上断头台。在社会矛盾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改革者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能把改革作为首要目标，而应该把稳定社会秩序作为当务之急。只有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多数人赞成的改革方案，改革才不会动摇执政者的基础，改革才不会把改革者送上绞架。

可以这样说，改革是一个寻求共识的过程，而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根本没有共识。如果改革者制造虚假的社会共识，或者以国家的暴力手段强行推进改革，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整个社会陷入到暴力循环的怪圈之中。埃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穆巴拉克总统始终在寻找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方式和途径，对于执政团队内部的那些开明人士，穆巴拉克总统千方百计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为他们谋取职位，让他们在国际外交中获得足够的财富和影响力。可是，由于整个社会存在着巨大的政治裂痕，那些在执政团队内部获得既得利益的政治领袖们，早已不安于现状，他们迫切希望改变目前的政治格局，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世袭政治。穆巴拉克总统精心培养的军方少壮派一方面接受现代民主思想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在穆巴拉克的执政团队中获得政治利益。他们本来可以扮演中立的角色。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穆巴拉克执政团队中所谓开明人士不断地向他们传递西方国家的政治信息，拼命地暗示西方国家即将抛弃穆巴拉克总统，结果导致埃及军方的少壮派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将自己的老长官拉下马。

通过民主选举走上政治舞台的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但是，这个政治组织根本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因为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伊斯兰宗教色彩浓厚的政治领袖统治埃及。所以，当穆斯林兄弟会推举的总统准备大刀阔斧大干一场的时候，西方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向埃及军方施加压力，希望埃及军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从而使穆斯林兄弟会政权迅速垮台。作为一个刚刚步入政治舞台中心的政治领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推举的总统非但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在国内实行政治和解，反而为推销自己的伊斯兰宗教政治主张，颁布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法律。这些法律彻底激怒了埃及温和的中产阶级，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街头的抗议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埃及军方撤换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现在穆斯林兄弟会故伎重施，试图通过街头的暴力抗议活动重新获取政权。然而大局已定。埃及军方正在采取强制措施清算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残余势力，西方国家也磨刀霍霍，准备随时把穆斯林兄弟会定义为恐怖组织。

国内外观察家在分析埃及政局的时候普遍认为，埃及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动乱，是因为埃及的穆巴拉克总统长期实行独裁统治，埃及的中下层居民早已忍无可忍，埃及的反对派领袖里应外合，在关键时刻给穆巴拉克总统以致命的打击。这个结论与其说是对埃及政治动荡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倒果为因。穆巴拉克独裁统治并非始于今日，埃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并非今天才有，为什么在埃及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呢？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埃及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政治权力分享的妥协性改革，来换取埃及各个政治党派对穆巴拉克家族统治的支持。换句话说，穆巴拉克在政治世袭制改革的过程中，主动伸出橄榄枝，试图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分享政治权利，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但正是这种政治改革方案，让埃及的执政团队陷入混乱。部分既得利益者企图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那些相对开明的自由派人士则希望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从而使他们能够分享更多的政治权利。由于缺乏共识，穆巴拉克总统的改革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

埃及的宫廷政变，让穆斯林兄弟会渔翁得利。他们利用民主选举的机会，获得了政治利益。当然，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穆斯林兄弟会不是改革者，穆斯林兄弟会也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因此，当穆斯林兄弟会杀出重围，在埃及的政治选举中获得政权之后，埃及政坛上四分五裂的队伍重新聚集在一起，他们如法炮制，以街头游行示威的方式重新夺回自己的政治权利。在埃及的军队中，穆斯林兄弟会根本没有支持者，相反地，由于穆巴拉克总统的执政团队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埃及的军队中分享权力，因此，当那些准备东山再起的政坛元老发起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时候，埃及军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穆斯林兄弟会推举的总统。当穆斯林兄弟会第二次走上街头，试图以极端的方式夺取政权的时候，埃及军队早已放弃幻想，他们大开杀戒，以屠杀的方式清除开罗街头大规模游行示威的群众，从而让埃及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

部分学者在分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得而复失原因的时候认为，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了支持，但是，却没有学会分享权力，这就使得穆斯林兄弟会逐渐地失去多数人的支持。这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分析，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意义。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主张非常清晰，只要掌握国家政权，穆斯林兄弟会推举的总统必须按照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纲领修改国家的法律，强制推行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主张和宗教政策。对于穆斯林兄弟会推举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同时也是唯一的选择。穆斯林兄弟会之所以能够登上政治舞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纲领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埃及中产阶级特别是既得利益者的政治诉求，穆斯林兄弟会从来都没有深入研究埃及军方的政治倾向性，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逐渐把埃及变成一个宗教穆斯林国家。但很显然，穆斯林兄弟会低估了来自世俗政权的反扑，也低估了埃及军方在埃及政治舞台上的能量。当埃及军方突然宣布罢免穆斯林兄弟会推举总统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这才如梦方醒。然而一切都悔之晚矣。这是一个没有胜利者的政治动乱，这也是一个没有胜算可能的政治战争。

国内一些历史学家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认为在社会矛盾尖锐时期，改革者必须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必须学会在不同的政治团体寻找自己的同盟军，必须让改革的各项主张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长期执政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因此，任何阶层都不可能铁板一块，即使在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一旦统治者决定实行政治和解，那么，必然会导致整个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埃及的政坛之所以出现震荡，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所谓的开明人士，这些人对于分化埃及的执政团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方国家在分析埃及政治现象的时候，往往听取亲西方开明人士的意见，错误地以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就可以在埃及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统治。可是他们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埃及政坛的政治斗争，让穆斯林兄弟会这样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取胜利。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宗教组织统治埃及，更不愿意看到一个与伊朗等宗教色彩浓厚国家关系密切的政党在埃及政坛上清算亲西方的势力。因此，当埃及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反对穆斯林兄弟会政治领袖的时候，西方国家毫不犹豫地以金钱作为诱饵，迫使埃及的军方作出政治选择。这是埃及的政治悲剧，这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悲剧，这又何尝不是现在转型国家民主发展的政治悲剧呢？

对埃及政治动荡局势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许多令人深思的结论。在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家，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实施残酷的镇压。而这样做就意味着更多的反对者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就意味着执政团队的内部将会不断地分化。所以，独裁没有好下场。不管是个人独裁还是政党独裁，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拉下马。如果独裁者试图改变现状，缓和社会矛盾，光靠改善民生，分享财富是不够的。分享财富只会让更多的人离心离德，只有分享政治权利，在法律规则的引导下，实行民主选举，才能减少社会分歧。

现在国内的一些学者过分迷恋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认为只有实行权力的高度统一，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也是一种现实的麻醉剂。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会导致资源的配置被扭曲，市场经济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当既得利益集团借助于市场经济攫取更多财富的时候，整个社会必然会出现大的动荡，那些备受压迫的中下层居民必然会揭竿而起。到那个时候，政治妥协必然让位于政治革命，整个国家必将出现政治动乱。所以，不要指望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化解政治矛盾，更不要指望在统治集团内部建立分享权力的机制，来缓和整个社会呼吁改革的压力。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固然重要，但是，公权力的劣根性确定了，那些已经尝到公权力甜头的统治集团内部成员，必然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奉行机会主义。当来自外部的政治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可能会动摇执政根基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投机分子一定会跳将出来，给独裁者以致命的打击。

埃及政治转型失败的例子充分说明，不要期望通过巩固执政团队内部的团结，来对抗整个社会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一次政治的动荡，往往都来自于执政团队的内部。执政者千万不要过于迷恋“宫廷政治”，更不要把“协商民主”作为执政的特色，因为执政团队内部的协商民主只能掩盖更大的矛盾，一旦风吹草动，整个执政团队将会彻底垮台。只有真正实现主权在民，让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用选票来选择执政团队内部的精英分子，执政者才能永葆政治生命，执政党才能不断吐故纳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接受人民的选择，固然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民主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