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开启第四波改革开放

一、双元革命与现代秩序

戴志勇：一个人往往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一个国家也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5年，一场改革居然改了这么久，且还远未结束。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一些，该怎么看我们目前所处的方位?

许章润：以中国文明体量之浩瀚和内涵之丰瞻，“中国问题”之千头万绪，讨论此一话题，必得放在晚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和世界”大框架中审视，“从中国看世界，自世界看中国”，方能得其源流，从而有望讲清道明，进而知所进退，酌情出处。

首先不妨看看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三百多年来的总体文明走向，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有哪些特征，呈现出哪些趋势。在此，不说别的，单就大格局和基本单元而言，就有以文明单元为据而分梳出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佛教-儒教文明这样三大文明圈;从政体转型的历史阶段看，则有现代早期国家、第二波民主国家和第三波民主国家，等等;从地域和文明的世代更新的角度看，则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和眼面前正在呈现的太平洋文明，承前接后，递次推展，有以然哉。而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所谓的“现代性”的生发与展开的历史时段，而以“双元革命”及其现代秩序为归依，无论何国何族，也不管这主义那主义，都得过这一关，不可能绕开它。以此大格局和基本单元为观察视角，则登高望远，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而心志既定，操存亦固矣!

在此三百多年里，“革命”和“战争”蔚为时代特征。其间，最为重大的革命，构成了基本历史线索而改变了人类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的，计有七场。此即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德国革命、中国革命和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你可能早已看出，而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革命”，指谓上述国族的社会政治文化转型的长途历史跋涉，而非只某个历史时刻的标志性事件，例如一场暴动或者一次起义。例如，“法国革命”非谓1789年7月14号那一天的巴黎市民暴动，毋宁，它是长逾150年，到第五共和为止，至少，到第三共和国为止的百年转型长程。“德国革命”至少自1848年革命起，而于1990年10月3日柏林墙倒塌止，整整一个半世纪的长程历史转型。

中国革命若从1840年起算，或者，至少以1860年洋务运动为起点，则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其间，经历了三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35年，是第一次。1902年开始的清末变法修律与后续的北洋新政和民国政制，迄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也是35年，是第二次。1978年12月下迄于今，是第三次。因此，你所说的“这么久”的晚近35年的“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瞬间，对于必以至少两个世纪来衡估的中国转型来说，恰为其中一环节而已，还将继之以另一个“35年”为期，可能，始望告成呢!――心急还真不行，不急又不行，难为人哪。

就是说，即将召开的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有实质内容，或许可以算做“第四次改革开放”，再接续个三十来年，这一波历史文化转型就算基本完成了，而以宪政国家和宪法政治收束，大致历史即告结束。循此大目标，再往后怎么走，端看时代问题和眼前症结所在，而定出处，知行止也!

戴志勇：如此说来，在你的理路中，都把这些革命都看作是建立现代秩序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

许章润：是的，正是此意。其间，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是“双元革命与现代秩序”，这才是关键和枢纽所在。一元，是从过去的朝代国家、封建国家与王朝政治，或者，帝国，转变成民族国家。这三百年里最为重大的事件是什么?有人说科技革命、公共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或者，产业革命。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毋宁，民族国家的诞生，才是最为重大的事件，而基础性地决定了此后人世的根本格局。――朋友，但凡人类此后的哪一件事，不是源于这一根本性格局并为了这一根本性格局?!影响所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意识形态对立，你死我活，但在建立民族国家这一点上，却无差别，而以救国建国为己任。

第二元革命，是“民族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由此形成立宪民主的现代秩序，属于民族国家的升级版。“民族国家-文化中国”和“民主国家-政治中国”，双元并立，奠立于“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这双轨之上，则中国蔚为“现代中国”，所谓现代秩序治下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也。

总之，凡此二元，缺一不可，由此而形成现代秩序，而建构了奠立于此基础之上的现代中国。

戴志勇：那么，凡此二元革命赖何结构和动力而来?

许章润：在此，国家、社会与政治，三大变量，交互作用，有以然哉。双元革命在此三大基本因素里展开，并落实为凡此三大因素于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各自蜕变。仅就立国之初而言，美国的情形是“新社会、旧国家、弱政治”;法国表现为“新社会、新国家、无政治”;英国率先进入现代，呈现为“新国家、旧社会、强政治”;中国情况比较特殊，是“新国家、新政治、无社会”，逮至今日，则“新国家、旧政治与半社会”，姑状其形也。

它们讲述的是古典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历程，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尽述。

戴志勇：君主立宪是一种转型方式，先法治后民主，英国的转型具有典范意义吗?

许章润：君主立宪将君主制和民主制有机糅合，是一种转圜、提供政治合法性的方式，作为一种现代性方案，英国走通了，而且，走得别致而堂皇。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是君主立宪制，也都走通了。近邻日本，也走通了。那边厢，老美则无此雅兴，革命建国。中国当年曾经以此作为备选方案，无奈形势比人强，内忧外患日甚一日，革命势力一浪高过一浪，终于无法文火慢炖。

之所以通达现代秩序的路径不同，盖在于“国情有别”。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先要说的是，在二十世纪人类政治史上，存在两种极权政制，一是右翼极权，一是左翼极权，同样表征了两种现代性方案，最终均以、均须转型至双元革命轨道，才算蔚为正果。这三种立国方案，背后牵扯到三种立教方案，再次说明“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体，是此波大转型的通则。

具体而言，美国立国之初的情形大致是“新社会、旧国家”。通说以为，英国人征税不商量，遂有殖民地子民的革命。但是，即便如此，在闹分家过日子的立国之前，殖民地子民早有自由多多。但征税不商量，殖民地没受过这个气，便闹掰了。这不仅是利益和理念之争，还牵扯到民族的政治文化气质。实际上，英国人地方自治的政治气质和治理安排，为殖民地人民所吸收，所以，北美子民一开始要求的不是立国，而是自治。之所以投票投了569次，就是因为诸议纷纭，扯皮。所以，北美立国，看似激进，而实则一步步走出来的，势所必致，就闹成了。

德国革命费时将近150年，是英美和法国之外的特殊类型。过去一直为前述两种转型所遮蔽，其意其义不获彰显。究其实，德国问题和德国革命的特殊性表现在，首先，英法先发展起来，德国是中欧国家，过去为容克地主一统，瞠乎其后，而顿时遭遇所谓的“东西文化冲突”。逐鹿中原，日尔曼蛮劲上来了，急起直追。当其时，一个历史文化正当性问题是，谁才是正宗罗马文明的继承人?俄罗斯有所谓的“俄罗斯-第三罗马”的自诩，德意志日尔曼不遑稍让，也以罗马文明的正宗自继承人自居，而历史文化正当性的争夺背后，潜含的是当下政治主体性之不言而喻。

第二，基此“东西方文化冲突”，德人长期感受压迫，不平则鸣，因而，民族主义慢慢滋长嚣张。逮至十九世纪，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催生了历史主义和浓郁的民族主义，只有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从而，有望获得谅解。

第三，德国革命还牵扯到先发达的大国和后成长起来的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将“权势国家-权力政治”下的霸权均势问题内政化了，从而造成了一种蛮武的日尔曼行事风格。

第四，英国文明具有亲缘性，其殖民与扩张在行事风格上卑鄙无耻却又落落大方。但德意志似乎不一样，狂野而蛮武。所以，德意志的转型和现代化过程比较惨烈。1848年欧洲革命，当时德国尚未立国，但却由此在普鲁士造成了一个贵族自由主义传统。1871年，在俾斯麦的强力推导和艰难运筹下，德国终于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肉身有了，完成了双元革命中“民族国家”这一元，却还没有民主建制，魏玛共和昙花一现。1945年后两德分治，联邦德国完成了民主建设。“民主国家”这一元算是在德意志局部落地。直到1990年10月3号，东西德统一，宣告“德国问题”最终解决，德国的漫长革命至此结束，双元革命终于完成，在欧洲大国中算是最迟的了。

至于说英国的转型是否具有典范意义，自是不言而喻。典范意义不同于普世意义。英国革命完成的是君主制的宪政化，即以议会至上宪制君权，终至于虚君立宪，而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这一转圜，玩转内政的现代化，对于多数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族，自有示范意义。其为“最为古老的现代国家”，示范性在此，但也仅此而已，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笼统之。各过各的日子，而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哪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戴志勇：这样宏观地看，似乎向现代秩序转型是必然。但俄国革命也在其中，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告别的过程至今尚未完成。置此情境，中国的现代秩序会有什么特点?

许章润：立基于此刻的中国现实，对于中国的转型前景，可以“谨慎乐观”一言以蔽之。很多因素不可控，除非坚信历史决定论。但双元革命所引导的“现代秩序”登场是大趋势，却是可以断言的。实际上，鸦片战争以来这174年的转型进程，主流的中国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莫不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这双元为鹄的，为愿景，展现的同样是双元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

所以，晚近展开的第三波改革开放进程，不论是谁在主导改革，都无法回避三个“低头致意”。一是向第一次、第二次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意志低头。洋务运动35年，清末变法、北洋新政加上国民党1927年统一中国后的黄金10年，又一个35年，一共70年的两次改革开放，其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不外乎就是“富强、民主和文明”，而以“民族国家-文化中国”和“民主国家-政治中国”来收束，内涵不外乎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由此，世界坐实为国家，大同现形为民主。但凡脱离这一条就是逆流。1978年后，当局以经济发展为纲，旨求富强和文明，意味着重归这一历史主流。在下常常说这一波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回归“1911”，以向后退而求向前进，背景在此，有以然哉!

二是向中国传统文化低头致意。近代中国革命基于国耻连连暴露出的中国文明之积弱积贫，而翻转求变求新求自强，因而，一个基本特点是反传统，“弑父谴责”。国民革命也好，共产革命也罢，都以反传统反文化激进著称。只不过，国民党右翼激进，共产党左翼激进。逮至“文革”期间，春节都不让过，谓之“封资修”，一律推翻打倒，真是将中国文明连锅端了。现在中秋、端午、清明放假，教师节将要定在孔子诞辰，说明政统向学统皈依。――这不，又回来了。说到底，任何政治合法性若无文化合法性以为衣钵，而得加冕，怎么混都是混不下去的。不久前执政党总书记亲谒孔府，为中共执政以来之破天荒，实在有趣得很，而意味自在其中矣!

但里面有个选择过程，反映了选择者价值上挑挑拣拣的心理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讲天道天理，而具体落实为讲道理。人兽之分，就在讲不讲理。讲理就是人，不讲理就不是人。违反天道天理，不仅等于违反自然法，而且，在伦理上亦且亏欠，根本站不住。而德位两分，读书人表彰德，官僚体系代表位，德必定高于位。